奥尔罕.帕慕克是火鸡国人士，官方正式国名称土耳其国。
我是在雄鸡国长大的人。几年前，我有幸结识了几个火鸡国长大的小伙伴，他们几乎没有主动提过祖国的情况，于是出于好奇看了一点儿关于火鸡国的书，知道了土耳其现在是一个世俗化的穆斯林国家，在那里艾菲索斯图书馆遗址,它比举世闻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更古老。
在火鸡国淡出了我的视线几年后，去年底的一段时间发现他们又大量出现在各种媒体上，而且他们在中文媒体似乎受到诸多批评和口诛笔伐。我并不想给他们抱不平，只是觉着火鸡国纵有招人厌恶痛恨之处，也有诸多可爱之处，有时想起来竟有忍俊不禁之感，这种感觉的根源多少来自一个火鸡国的作家，他就是奥尔罕.帕慕克。
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被认为是当代欧洲最核心、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是享誉国际的土耳其文坛巨擘。他1952年出生于伊斯坦布尔，读大学时候主修建筑，辍学，1974年开始写作，1982年第一部作品出版。他的代表作品有，《白色城堡》，《新人生》，《我的名字叫红》，《雪》，《伊斯坦布尔：往事和城市》等。
帕穆克著作并不易读，他更为人熟知的，是他的口舌官司和他的博物馆。
2005年2月，帕慕克在接受瑞士一家媒体采访时称，“当年有3万库尔德人和100万亚美尼亚人在土耳其被杀害。”此言一出，土耳其右翼理论一片哗然，土耳其政府脸上也挂不住，政府的宣传部长亲自对帕慕克以严厉批评,而民族主义者则在聚会时焚烧帕慕克的书来泄愤。
据说很巧的是，就在仅仅四个月之后，土耳其颁布新刑法，其中的301条款设立“侮辱土耳其国格”罪。新法颁布当月，有五名烈士家属即援引此条款，将帕穆克告上法庭，原告的律师称，“作为一个土耳其国的公民，我为土耳其出了这样的人深感羞耻。任何有正义感的土耳其人都不会相信颁发诺奖给这么个人是因为他的文学成就。之所以给他这个奖，是因为他贬低自己的祖国，因为他承认了大屠杀。”有一件事，一直不得其详，按土耳其刑法和五名烈属的起诉，帕穆克所犯的是刑事罪，可是，原告的诉讼标底却是“每人索赔6000火鸡国币”这样一个民事诉求。
这官司一打就是几年。
这期间，2006年10月奥尔罕.帕慕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008年5月，帕慕克来中国了十天，他拜访文学机构，做演讲，做访谈，和读者见面签售。
而官司方面，他则得到了包括八位来自欧美的文坛泰斗级的作家的联署声明和声援，他们是José Saramago,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Günter Grass, Umberto Eco, Carlos Fuentes, Juan Goytisolo, John Updike 和 Mario Vargas Llosa。十年一骢骢，而这八位大作家中现在还健在的仅存两人。意大利学者和作家翁贝托.艾可就在几天前的2月19日在米兰去世。
最后，帕穆克被判有罪，他必须为自己关于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在土耳其遭到屠杀的言论，向六名原告每人赔付1000火鸡国币。帕穆克的律师事后称，这一判决可能会对土耳其的言论自由构成巨大的威胁。
帕穆克本人似乎对官司看得很淡，他一次在和纽约一家媒体的访谈中说，“这样才是土耳其，经历过了就完整了，就可以真正成为一名土耳其作家了。”
除了照常写书、旅游、接受访谈，他还创建了自己的博物馆，自己睡过的床，自己抽过的烟蒂，都成了博物馆的展品。
他的“出于正直，无关政治”的态度也啥大变化，就在不久前他又在移民问题、言论自由等事情上批评欧盟和土耳其政府。他是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倡导者之一。他说，对执政党的政策鹦鹉学舌，这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的人民该做的事情。
书摘一段（选自伊斯坦布尔：往事和城市）汪天
在我出生之前102年的时候，古斯塔夫.福楼拜曾造访伊斯坦布尔，这里熙熙攘攘的街头和丰富多彩的生活深深打动了他。他曾在一封信中预言：百年之内，这里将成为世界之都。事实却正好相反，奥斯曼帝国解体之后，世界几乎忘记了伊斯坦布尔的存在。我的出生地，这个有两千年历史的城市从不曾如此地贫穷、破败和孤立。它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帝国残阳下的废墟之城，我一生都在对抗由此而来的愁绪，或者像每个伊斯坦布尔人一样愁绪浸泡过周身的每一个细胞。
人的一生中总是至少有那么一次，内心的自省力带着我们去检视我们的出生地的一切。为什么我们会在特定的一天降生在这个世上特定的一隅？就像抽签分派给了我们的出生的家庭、国家、城市，他们都期待着我们的热爱，最终确实我们从心底热爱着他们；但或许我们应当得到更好的人生吗？ 我有时认为自己不幸生在一个衰老而贫困的城市，湮没在帝国遗迹的余烬中。但我内心深处的声音总是坚决地告诉自己，实乃幸事…我接受我出生的这座城市犹如接受自己的身体（当然更英俊更健壮，我更高兴），自己的性别（即使我依然天真地问自己，假使我生为女人会更好吗），和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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